年輕人不愿進工廠，制造業比重下滑過快，該如何才能穩住制造業

中國年輕人對制造業的熱情正在下降。

董生是廣州仁義勞務派遣有限公司的老板。2006年，他剛進入勞務中介行業，彼時企業來挑工人，“要多少人，有多少人”。但從前年開始，招工變得一年比一年難。去年，一天還能招200多人，今年4月末，這個數字下降到70人左右。

4月30日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《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》顯示，2020年中國農民工總量28560萬人，比上年減少517萬人。這其中，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27.3%，比重繼續保持下滑態勢。

2008年至2018年，中國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數量平均年增長率為-2.84％，更多年輕人轉而投向外賣、打車、快遞、直播等新興的服務行業。遼寧人陳淳（化名）20歲出頭，剛來深圳成為一名快車司機。在他看來，開車的工作自由、靈活，要比進工廠做學徒輕松不少。

中國制造走到了變革的關鍵節點，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歷史已經翻篇。當下，深度老齡化迫近、人口紅利窗口關閉，土地、原材料、海運物流等成本齊刷刷上漲，正將中國制造企業推向新的境況中。

國際環境也頗為復雜。逆全球化思潮與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歐美、日本等發達國家重新審視產業鏈的全球布局，紛紛出臺補貼政策鼓勵企業將制造業回遷。中國“世界工廠”的地位愈發受到泰國、菲律賓、越南、印度尼西亞、老撾、柬埔寨和緬甸等東南亞國家，乃至以墨西哥為首的南美諸國的挑戰。

3月底，工信部前部長李毅中等人發言提醒，中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已經從2006年的32.5%下降至2019年的27%左右，嚴峻的狀況要引起重視。多位專家表示，制造業比重下降不僅會拖累當期經濟增長，影響城鎮就業，還將帶來產業安全隱患，削弱中國經濟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。

日本大和證券曾作出預測，中國最遲將在2022年失去“世界工廠”的地位。中國今年通過的《“十四五”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》提出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，并首提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。如何穩住中國制造？

一、“很多人口輸出大省，現在都輸不出去了”

4月29日，日經新聞報道，松下公司將關閉位于上海市的干電池工廠，把面向北美市場的部分產能轉移至中美洲工廠，原因是面臨激烈競爭、無法實現增長。

此前幾年，索尼已經將北京的智能手機廠搬到了泰國；蘋果公司將8個代工廠從中國遷往印度；三星在中國關閉了生產手機、電腦、電視的多個工廠，轉戰越南。更早些，鞋服行業的耐克、阿迪達斯、優衣庫、無印良品等國際品牌先行一步，將代工廠轉向了柬埔寨、越南、印度尼西亞、孟加拉國等地。

中國為什么留不住這些勞動密集型工廠？

核心因素是人力成本的上漲。國家統計局4月3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：2020年，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，比上年增加138元，增長3.5%，是增速最快的行業。2006年，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966元，15年間農民工的收入大約增了3倍。這意味著，制造企業的用人成本也增加了。

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·劉易斯認為，農業部門勞動力供給過剩，工業部門工資比農業部門稍高一點，即可吸引來自農村的無限勞動力供給。但隨著工業部門日益擴張，勞動力供給變得短缺，只有提高工資才能繼續吸納勞動力進入工業。

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、工資陡然上升的拐點就是“劉易斯拐點”。中國的“劉易斯拐點”在何時出現、是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，經濟學界對此作過諸多討論。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《經濟藍皮書》曾披露，2004年至2011年間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（16歲~65歲）的增量以每年13.6%的速度減少，這一變化直接導致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，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成為必然。

2012年至2019年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8年出現雙降，支撐中國制造業發展的勞動人口變得越來越少。2020年，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，又比上年減少466萬人。浙江、江蘇、廣東等制造業大省，曾一度是外來人口流入大省，現在也面臨著“招工難”、“用工荒”的問題。

今年春節后，浙江俊郞電氣有限公司下屬的一家子公司，一個普工都沒招到。為了趕貨，行政人員不得不跑到車間加班，僅3月份就加了29天班。董事長李志雄對《財經》記者感嘆：“原來很多人口輸出大省，現在都輸不出去了。現在溫州的外地人比重越來越少。人家出來上班十年二十年，等到小孩開始讀高中、讀大學，就不再出來了。”

務工人員不斷回流，可供社會支配的整體工時也越來越少。李志雄觀察到，以前很多人讀完初中、16歲就出來上班，現在的年輕人多擁有大專以上學歷，20歲以后才開始工作，工作時間普遍縮短了6年左右；此外，70后、80后家庭生育多個子女，現在的新生兒太少，社會又出現老齡化，上班的人確實也少了。

很多時候，并不是雇主愿意提高工資，就能招到員工。在江蘇啟東，趙曉（化名）的父親經營著一家小規模的大理石加工廠。趙曉在網上發帖招工，將目標年齡定在30歲至50歲間，月薪給出7500元，有經驗，工資還可以再漲。但招了半年多，合適者寥寥。

工廠過度提高工資將面臨無利可圖的窘境，同時，年輕人的擇業觀念也在轉變。這些年，中國新一代年輕人的成長環境得到極大改善，農村孩子不愿再像父輩那樣，從事高強度加班、低福利保障、工作環境簡陋以及流水線、螺絲釘式的普通制造工作。制造業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正在減弱。

董生對《財經》記者說，年輕人進工廠，多是“這里看看、那里看看，先逛來逛去，沒人肯留下來做事”。

長虹集團副總工程師陽丹對《財經》記者分析，現在的年輕人有住房、結婚、教育小孩的壓力，更愿意做一些能掙快錢的事，盡早實現財富自由。就業選擇與價值觀多樣化后，大家愿意在抖音上發表觀點，而不是踏踏實實做事情。但制造業本身是“壘出來、碼出來”的，相對來說沒有那么充滿激情，更多表現為一種按部就班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經濟欠發達的國家承接中國制造業轉移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。

前年，李志雄考察過烏茲別克斯坦的制造業投資環境：中國一家企業在當地投資，享有土地、廠房、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優惠，派駐20多個工程師，大量雇傭當地員工，每人月薪在1000元左右，一年的凈利潤能達到兩三億元人民幣。

“人家也很能干，天天加班，沒問題的。”李志雄說，現在溫州的普工工資不提到6000元，已經很難招到愿意干活的人。而在印度，每人每月的工資僅600元~800元，中國已經沒辦法和越南、印度等國家拼“人口紅利”了。

二、如何看待“制造業比重過早過快下降”？

今年3月以來，工信部原部長苗圩、工信部原副部長李毅中、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等人紛紛發言表示，對比發達國家的經驗，中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下降得過早、過快。

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認為，從發達國家的增長規律看，在人均GDP從8000美元向1.2萬美元邁進的過程中，保持制造業的合理比重是一國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重要保障。近年來，中國不僅存在過早“去工業化”現象，而且“去工業化”還呈現全面、快速的特征。

中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開始下降，變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：2006年至2011年，中國制造業比重從32.5%降至32.1%，緩慢下降；至2016年，制造業比重降至28.1%，快速下降；至2019年，比重繼續降至27.2%。

工信部賽迪研究院工業經濟所工程師張亞麗曾對此做過系統性研究。她告訴《財經》記者，對比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，美國制造業比重27年下降8.1個百分點，韓國6年下降1.7個百分點，日本8年下降2.6個百分點，而中國13年下降5.3個百分點，下降速度明顯過快。

下降的時間也提前了。張亞麗說，中國在2006年人均GDP為3069美元時，制造業比重就出現下降，而美、日、德等國的制造業比重分別在人均GDP為1.7萬美元、1.9萬美元、2萬美元時，才開始出現下降。中國制造業比重應在人均GDP為1.9萬美元左右，預估即2040年左右出現下降，才較為合理。

為什么會出現“過早過快下降”的現象？

張亞麗分析，東部地區在企業技術提升、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，面臨勞動力、土地等成本的不斷上漲，生產要素價格高企迫使制造業企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；制造業企業利潤偏低、未來預期不高等問題持續存在，生產要素逐步向服務業、房地產行業集聚，此消彼長的過程導致制造業占比下降。

此外，張亞麗說，傳統統計方式無法反映出制造業領域延伸形成的新業態、新模式，部分制造業企業被納入服務業統計范疇，也會導致制造業增加值占比下降。

例如：集成電路產業在發展初期包括四個環節，設計、制造、檢測、封裝，四個環節緊密結合在一起，統計都列入制造業。但隨著技術發展，四個環節獨立成了四個產業，其中的設計和檢測成了服務性產業，真正列入到制造業統計范圍內的，只剩下制造和封裝。

“像小米公司這種，到底算服務業還是制造業？”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業發展研究室主任鄧洲向《財經》記者強調，不能完全從制造業占比數據來判斷中國制造業比重是否合理。一方面，中國較后實現工業化，實現工業化時的制造業占比不可能跟日本、美國完全一致；另一方面，技術進步造成的產業融合及其趨勢的全球化，也會造成制造業占比降低。

統計數據本身也會造成一定誤讀。李志雄分析，制造業比重下降與制造業沒有增長不是一個概念。人們的消費需求由購買物質產品逐漸轉變為旅游、網購等服務消費，服務業增速大于制造業，會導致制造業占比降低。去年，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.9%，工業為零，制造業是-2.2%。李毅中認為，工業和制造業投資的增幅應該和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相當，才能保持制造業占比的基本穩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制造業始終是中國實體經濟的根基，全國327萬家制造企業吸納了1.05億人就業，占總就業的27.3%，居各行業之首。鄧洲說，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就是制造業，制造業比重下降肯定會對整個國家的競爭力產生很大影響。參照國際經驗，即便是美國，制造業比重過低，也確實會產生一系列風險。

更何況，現在的中國還不是制造業強國。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部門，220多種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。2020年，中國工業增加值達到31.31萬億元，連續11年成為第一制造業大國。但2018年，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為28974.93美元/人，僅為美國的19.3%、日本的30.2%和德國的27.8%。苗圩說，在全球制造業四級梯隊格局中，中國處于第三梯隊，距離“制造強國”目標至少還需30年。

三、兩面夾擊之間，如何穩住制造業？

眼下，歐美高端制造業回流、東南亞低端制造業崛起，中國制造正在面臨“夾心化”的雙重壓力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，發達國家紛紛反思“脫實向虛”的發展模式，推行再工業化戰略，高端制造的競爭也在加劇。這些年，美國發布“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”、德國提出“工業4.0”、日本啟動“再興戰略”、法國頒布了“工業新法國”、英國實施“高價值制造戰略”等，制造業重新成為了全球經濟競爭的焦點。

美國回流介議協會發布的數據統計報告顯示：2010年至2018年，因制造業回流和外商直接投資累計創造了75.7萬個工作崗位，約占同期美國新增制造業崗位的三分之一，僅來自中國的制造業回流創造的工作崗位就占59%。2008年后，主要發達國家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趨勢放緩，甚至開始逆轉抬升。
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，全球產業鏈加速進入重構期。中國能否在新一輪調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，至關重要。

樂觀的是，鄧洲判斷，中國制造的地位不容易被替代。中國制造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不可或缺的一環，失去中國制造，全球制造業的成本、產品價格都會上漲。加之，其他國家的產業無法為中國提供如此眾多的產品，因此中國的低端產業不可能全部轉移出去，還是要保持一個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，尤其是在化工原材料等技術性行業領域。

同時，中國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在提高，正從單純的勞動力無限供給變為人力資源綜合優勢。中國還有創新、技術能力、產業配套等競爭優勢。例如，越南就缺少工程師、零部件配套等資源條件，因此疫情發生后，制造業很難正常運轉。鄧洲說，“我們進行了簡單的核算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將高速上漲，不到十年就會喪失這一優勢。”

鄧洲認為，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0和1的差距，而是1和2的差距，這不是其他國家一朝一夕可以培養的。中國還要不斷進行產業升級，但須注意的是，中國體量已經如此龐大，成為了全球經濟治理結構中的重要參與者。未來，中國的產業分工、產業政策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只考慮國內發展，必須顧及到對其他發達國家的影響。

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產業政策室副主任盛朝迅提出一種策略：未來十年，中國產業發展的目標仍應定位于中高端，向第二梯隊（日、德）進軍，不與第一梯隊（美國）正面競爭。到2030年，制造業比重穩定在30%左右，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占制造業比重超過50%，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達到發達國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。

如何實現這一目標？

首先，要將制造業比重穩定在30%左右———就必須完善產業基礎配套和社會公共服務，優化稅收、金融等相關政策，增強企業家的投資信心，促進制造業投資增速與社會固定投資增速保持一致、甚至高于后者。此外，還要解決技術問題，避免企業因原材料、中間品的供應斷裂而停止運轉，從而引發更多風險。

要實現第二個目標———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超過50%，則必須依托產業集群的力量。

今年3月，工信部公布了先進制造業集群決賽優勝者名單，被外界解讀為中國制造業的“國家隊”。深圳、廣州、上海、成都、南京、青島、杭州、長沙、西安、佛山、東莞、蘇州、寧波、株洲、德陽等9省21個城市的25個產業集群上榜，涉及信息技術、物聯網、智能裝備、生物醫藥、新材料等多個行業。

工信部副部長劉烈宏表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間，將抓住產業鏈重點節點，梯度培育專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業、制造業單向冠軍企業和產業鏈“鏈主”企業，支持大企業整合創新資源和要素，引導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獨門絕技，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。

“現在浙江在打造產業集群，我覺得是一件好事。現在包括將來，大家都要跟歐美國家真正地去競爭那些中高端的工業產品市場。”李志雄說，在電力行業，外企施耐德、西門子的產品一個能賣幾萬元。中國龍頭企業以相差不大的制造成本、生產同樣的產品，只能賣幾百元。中國產能輸出大、產效收入小，培育產業集群將有利于孵化高端品牌，提升制定行業標準的話語權。

李志雄認為，產業集群做得好，也能起到最快的示范作用，促進中國企業共同競爭、成長。“一個大工業區里有100家企業，有一家自動化設備用得好，其他企業也會學習跟進，從而提高與國外競爭的整體實力。還有，上下游產業鏈的配套優勢不容易被復制，這也是中國制造的一個優勢。”

四、如何搭乘“智能制造”的快車？

要實現第三個目標———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達到發達國家三分之二左右水平，不能指望人口增長，只能依靠智能制造。

李志雄認為，打造無人工廠、實現工業自動化，是解決用工難題、降低工業生產成本、提高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能力的核心；通過智能制造提高品控能力與產品質量，也能促進產品質量提升，向歐美國家看齊。

4月14日，工信部發布了《“十四五”智能制造發展規劃（征求意見稿）》，提出到2025年，建設2000個以上新技術應用智能場景、1000個以上智能車間、100個以上引領行業發展的標桿智能工廠，重點行業骨干企業初步實現智能轉型；到2035年，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全面普及數字化。

而2015年以來，中國已經陸續在近百個行業中遴選了超過200項智能制造試點示范項目，探索初見成效。長虹智能制造產業園就是其中之一。這家投資約55億元興建的產業園，涵蓋智慧顯示終端、智慧能源及相關配套產業，將工業機器人、機器視覺、邊緣計算等技術引入了生產流程中。目前，長虹智能生產線能減少70%的人力、人均產出效率提升65%、物流自動化率達到95%。

陽丹說，少人化是智能制造的一個發展方向，但少人化不等于無人化。長虹探索智能制造最終想解決的問題，是以工業化手段滿足個性化的消費需求，在物聯網時代以柔性化生產承接碎片化訂單，實現大規模的個人定制生產。

前景可期，但對于中國更多中小企業而言，實現智能制造有更長的路要走。

一方面，智能制造有待找到精確的落地場景。鄧洲說，受限于專用性和數據量規模，人工智能與制造業的融合場景主要是在醫療、汽車、教育、金融等非制造行業的研發、營銷和售后服務環節。“智能制造到底要解決什么問題？信息化技術在制造業應用在什么地方？幫助制造業解決什么困難？”這些答案還不明晰。

另一方面，智能制造投資高、風險大，付出與投入可能不成正比，也會引發企業家的投資顧慮。李志雄說，各個省市推出打造數字化車間等技改措施，但企業家考慮的是，現在的生意效益不好，投資幾百萬、上千萬元做智能改造，將面臨自動化設備貴、維護成本貴、不會使用等挑戰。

“自動化要循環漸進去推，不要短時間追求完全的高端自動化。”李志雄建議，企業因地制宜進行數字化車間改造，第一年少投資點，讓員工和管理團隊先適應，從車間每年遞增的人工需求開始，解決員工缺口需求。第二年見效益后，再酌情而定，保持生產需求穩定，人機結合，保證企業資金投入和自動化設備應用有一個良好的推進。陽丹也認為，智能制造不應該設定統一的標準進行衡量，企業會根據自身的行業特點、業務開展方式、供應鏈、人員流動等情況，做到現階段最佳平衡，再不斷提高信息化與數據利用水平。

當下，推廣智能制造，國家與產業層面還能做什么？

多位專家指出，應當“像鼓勵芯片一樣”去鼓勵生產智能制造裝備的國內企業。目前，支撐人工智能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的核心技術和關鍵器件、設備仍然被發達國家控制，國產化不僅可以降成本，也有利于促進國內制造企業與設備廠商的設備上網與數據聯動，通過工業互聯網打通制造產業鏈上下游的聯合創新。

參照發達國家經驗，促進人工智能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無一不是在加強基礎研究、大數據構建、形成應用場景以及加強復合型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努力。為此，鄧洲還建議：

第一，高度重視人工智能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，進行科學規劃，并建立以基礎研究為重點的國家實驗室；

第二，構建機器學習所需的工業大數據庫，夯實大數據基礎，推動人工智能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的模式創新和業態創新；

第三，鼓勵中國優勢制造業企業逆向整合利用全球人工智能創新資源，加強與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相關企業的戰略聯系；

第四，調整相關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體系，適應制造業步入人工智能時代的需要，同時評估和防范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。

“相比發達國家，中國實現人工智能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的需求更加迫切。”鄧洲希望，中國能搭乘國際人工智能高端科技發展的快車，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，實現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根本轉變。

來源：財經雜志/鄒碧穎、薛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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